这一篇博文，稍微有点生物工程背景的都明白在讲什么。因此，对于陈述，不做具体的学术解释，只分析学术以外的“阴谋论”部分。
首先，邱香果实验室于2019年3月携带了埃博拉疫苗的样本返回中国。稍微有一点生物工程背景的都明白，这是防守，而非攻击。也就是说，在2019年3月以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例如收到恐吓信息、实验室样品遗失等），中国都已经开始做开发应对不明冠状病毒的疫苗的准备。正因为事发突然导致的技术路径不在中国科研机构熟悉的范围之内（排除了中国自行开发病毒的嫌疑），所以才需要偷师。
2019年6月，台湾省和国内部分叛国势力开始在舆论上发动“预警”。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击“无神论”，为后续的“端阳除恶习”等系列谶言营造恐怖气氛——这实在是非常不接地气的一招。中国是这样的，越上层越迷信，越基层越世俗。这些势力，应当与财新、方方等势力区别对待，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很low,方法论也就同样很low.但是应该不是轮子功，因为轮子功在此次疫情中的反应相当迟钝，基本上是吊在美国的后头。
当然，也不能排除台湾省在2019年3月以后，才截获了中国准备应对病毒袭击的情报，火上浇油。
2019年8月，武汉生物病毒所发生人事变故。尚无法判断这一开始是否是独立事件。之所以认为此事与武汉所关系不大，除却石正丽一开始的懵逼反应相当自然之外，首证（舟山蝙蝠而非云南蝙蝠）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事的源头与广东省的科研机构（包括军事科研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只是投放地，而非研发地。
与此同时，2019年夏季，湖北、武汉两级的行政首长已经接到安全部门提供的相关情报。但是由于他们的层级不够，所以获取的信息相当模糊。不排除在具体维稳措施中，将潜在的生物攻击和武汉生物病毒所发生的变故混为一谈。而且时值“军运会”筹备，官僚属性决定了他们会动用更多的资源去施压有形的科研院所和医政，而非“莫须有”的生物袭击。
武汉病毒所变故两个月后，尤其是九月份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演练”之后（当然，对外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MERS），湖北、武汉的行政当局自认为“莫须有的疫情”已经平息。
2019年10月下旬，真正病毒释放正式开始。这个时间点，意味着相当浓厚的党内斗争色彩。其一，武汉军运会尚未正式结束，美国军方不会冒己方军人的生命危险；其二，川普对于习近平未来的政治倾向抱持超乎寻常的期待。
2019年11月中旬，湖北、武汉行政当局从下属医院获得异常病例增多的消息。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越上层越惊恐，误认为疫情是从8月开始的，自己被下属活生生地瞒了三个月，这期间习近平还出席了军运会开幕式。
此后两个月超乎寻常的隐瞒力度，我称之为“疫情传导过程中的ADE反应”。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专业问题听从专家的意见是多么重要——专家哪怕错了也会不断修正，无论是钟南山还是Fauci，因为科学共同体不以此为耻，讨论各种意外前提反而是批判性思维的必须，这一点中外没有太大的差别。哪怕像我这样只有一点点浅薄的生物学知识，也能清楚明白冬季的疫情不可能是从夏季延续过来的，否则早就爆了。但是，湖北省委领导出于对下属官僚体系的极度不信任，酿成了悲剧。
至于最近的两个传言：
其一，纽约发生疑似ADE反应，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假设病毒是从2019年10月下旬开始释放的，彼时尚未停航。此后，武汉封城前也逃逸了一波持有外国护照或绿卡的。那么这两波协同作用，的确有可能在纽约这样的世界中心引发ADE反应。
但是，这也更加证明了武汉的无辜，因为武汉绝大多数是“烈性型”。说明“轻微型”和“烈性型”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甚至于同时不同地）在武汉市内被释放的，时间太短以及武汉太大，以至于大多数人是直接第一次被“烈性型”感染（设想一个生物袭击的策划者，他会在医院周边释放“轻微型”，令医护人员麻痹大意；而在城市近郊乃至P4实验室周围别有用心地释放“烈性型”）；而非先被“轻微型”感染，产生抗体，再被“烈性型”感染，诱发ADE反应。
因此，只要检测纽约重症年轻人的抗体，如果绝大多数都吻合针对“轻微型”的蛋白构型，就会真相大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KfjNEkQJg
美国疫情传播折射的城乡和区域隔阂，已经清楚反映了西雅图的样本并不能充分说明什么问题，关键要测纽约的样本。其实，罗斯福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月初访问越南岘港，三月下旬和台湾省联合军演，没人会相信美国航母会载了一船老弱病残。当然，不排除毒品、酒精的作用；就像有人推测纽约年轻人大多肥胖一样，呵呵，我想去过纽约的人都不会这么想。
其二，新冠病毒的重组是用于研发艾滋病疫苗。
我认为这是一个假消息，比冠状病毒安全的病毒载体多的是。人类对于冠状病毒还是比较无知的，医生或许可能，但是科学家不可能认为未知的东西是无害的。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和川普通电话时，采用了这一借口。因为，相对于溯源新冠病毒源头，让外人知道朝廷已经公然分裂为“亲俄派”和“亲美派”，习不再“定于一尊”，是比承认病毒源自中国更可怕万分的事。（这种急中生智的借口让我想起了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4NjI2MTg5Mg==.html ）
同理，让世人知道白宫对于病毒释放者的背景雾里看花，是比病毒在美国蔓延更可怕万分的事。
“民众不相信执政者智珠在握所引发的恐慌，远远大于政府错误指导民众所造成的灾难”是官僚体系由那些广告专家背书的“重复一千遍的谎言”。因为前者把责任都推到执政者的个人决断身上，执政者只须下台一鞠躬；后者则是对整个现代治理体系的反思。官僚体系不仅欺骗平民，也欺骗执政者：只要政客愿意表态，官僚就愿意善后；然而绝大多数实际情况却是，政客前脚宣布愿意承担责任，官僚后脚就背叛了他们。功高盖主的于谦死后，大明朝的文官诋毁祁镇祁钰兄弟，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怂恿皇帝迫害官僚队伍中“背叛官僚、忠于皇帝”的精英，进而促成“失德”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系合法性的基石——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最近的例子。
从这一角度，习近平和川普也算同病相怜。
但是，旧的人也好，旧的体系也罢，终归要在一场大混乱过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