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革命之后是讨薪革命。
尤其是核酸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电动车产业链、芯片产业等近些年大力扶持的职业。
答复问题：
共产主义的军队在军制上有两个预表。
一个是苏联的从工厂到前线。尽管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就因其纪律性成为卓越的兵源，但英法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打断其联络，令其回炉旧军队，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这种做法就跟百炼钢一样，容易脆断。而苏联的做法是直接上战场，让工人阶级的内部组织直接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做法就跟共析钢一样，最著名的就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插一句，最近很多小资鼓吹的社区自助，是基于邻里的一种准阶级互助。因为现在的小区不比过去的宗族，一般相似收入水平的都居住在同一社区，而非同一氏族的。这种基于收入水平的联合在基于工作关系的联合面前是不够看的。
另一个是中国的游击战。游击战的精髓在于人民战争，最大化了作战单位的主观能动性。
相较而言，前者是一种战场上的利益共同体绑定，因为旧军队里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而新军队里彼此不仅是同志，更是同事；而后者是战场外的利益共同体绑定，运动战与根据地建设互为表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那么此二者在二十一世纪的结合会是什么呢？
具体而言，就是互联网上的游击战与线下的全产业链战争相结合。在互联网上，通过“信息茧房”分割对手；而在线下，沿着产业链而非地域联合壮大自身。
其实我几年前提过，随着“计划生育”带来的“中县干部”式宗族的没落，我国的行政区划应当效仿跨国公司，不再单纯依赖于地理。而是地理省份与国企相结合的模式。我国有过企业之间的混改，其实企业和行政之间同样可以混改，这种考核机制就把很多负外部性也计算在内了。
当然了，我知道时髦知识分子们鼓吹的政企分开。其实西方也不是真正的政企分开，而是“企”反过来压制了“政”，“企”可以往地方上塞议员、塞市长，这些政客就相当于大公司在该地的特派员。
我国如今的问题不在于政企不清，而在于央地财政的划分过时了。这种顶层设计传导到微观就是曹德旺所说的增值税与消费税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