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是接着《“美国优先”是全球化的合理延续》。
上一篇从情感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这一篇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只有无缘无故的爱情。爱和恨是趋利避害的，而爱情则是盲目的意识形态。
诸国的精英之所以亲美，也是趋利避害的缘故，因为美国的软硬体制最能容忍大公司。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大公司就是食物链的顶端。这一“美国的体制”，并非民主，而是自由，而且是对于精英尤其是商业精英的自由。
许多青年所津津乐道于的“幼稚产业保护”，那只是最低级的孵化大公司的方法，还残留着封建的兽印；19世纪德国的崛起，二战期间苏联的崛起以及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与其说是这三国自身的努力，不如说是超级大国制衡“老二”的结果，而“幼稚产业保护”在配合老大绞杀老二方面最具效率。但真正最高级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给予大公司改变规则的权力，也就是大公司不负责，“大而不倒”。说是大而不倒，其实还是有大公司倒了的，只不过谁“倒”谁“不倒”是不讲道理的，因为人的道理不是道理，上帝是掷筛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AI在无指导的深度学习比有指导的非深度学习的情况下，效果更好，更智能。
但是，所谓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前提是市场交换，而我接下来要强调的是竞争。所以我才说，爱恨都是有原因的，但是爱情本身却是盲目的。
在我看来，下一任霸主必须符合两个前提条件：
1）其人口必须能够布满一个大陆。
满足这一条件的，如今潜在国家只有中国的和印度，但是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尚未满足。于中国而言，除非她能同化整个东亚、东南亚甚至于中亚。于印度而言，除非她能同化整个伊斯兰世界辖下的中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拦路虎是日本，因为当前日本的文化影响力不亚于中国；同理，印度最大的拦路虎则是以色列。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开启副本的第一关就是台湾——朝鲜；同理，印度的门槛就是巴基斯坦——孟加拉。
2）其必须率先认识到巨型城市的重要性。
我说过爱情是盲目的，原因就在于这里。因为资本主义框架下，离散的巨型公司才是食物链的顶端。而巨型公司的本质，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消费。与之相对，巨型城市则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生产。所以说，资本主义尤其是重商主义往往产能过剩，而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往往消费过剩。这种貌似背离初衷的现象，原因就在于盲目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侧重需求侧，共产主义侧重供给侧。所以资本主义是消费端浪费（消费主义），生产端节省（偷工减料）；而共产主义是生产端浪费（严重亏损），消费端节省（省吃俭用）。
然而，巨型城市和巨型公司一样，是另一种盲目的爱情，只不过在当下资本主义弥漫的氛围中，更具竞争力，更能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罢了。
黑泽明曾说过，武士阶层，本来在明治维新以后也好，战后日本也罢，都是受日本人唾弃的群体，就好比中国的“打倒孔家店”。武士道之所以重获亲睐，除却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出于民族自尊心的涂脂抹粉，完全是西方出于意识形态的角度，需要这么一种文化抵制共产主义，给愤青的荷尔蒙一个释放的出口，大抵和当今西方白左宣扬伊斯兰文化的初衷差不多。当今世界能够抵挡儒教文化魅力的，唯有伊斯兰文化。
特朗普依靠基督教价值观的最后挣扎注定是软弱无力的，就好比昔日蒋介石妄图凭借儒教的“四维”抵挡共产主义一样，只有在掌握国家机器时尚能勉强裱糊，在实际操作层面不堪一击。你宣扬儒教，需要给地主减税；反之你宣扬”打土豪，分田地“，能从农民那里获得兵源。很明显前者在亡国前不可持续，后者在建国后不可持续。
同理，我虽然强调了巨型城市在成为超级大国（或曰超级文明）道路上的重要性，但其初始或许是“避难所”这种极其不着调的产物——即在核打击下能够持续生产的城市。
我一向是反对摊大饼式的特大城市的，本文为何又要提倡巨型城市呢？巨型城市和布满大陆的”昭昭天命“之间又有何联系呢？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屡次实践告诉我们，股市、债市等公开金融市场和不动产是联动的。换言之，钱并不是从股票和债券里消失了，而是转入了相对廉价的房地产市场。当经济回暖，这些不动产又作为抵押重新进入公开金融市场。也就说，不动产是股市和债市的锚，这也是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在当今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结合点，即土地扬弃其产出以换取信用，货币扬弃其信用以换取产出，如此置换便在”一个周期内“实现土地和货币的双重增值。这一结合是由凯恩斯主义实现的，代价则是在”两个周期间“发生土地和货币的双重贬值，美其名曰”泡沫破裂“。
我说过，房价是由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溢价决定的，而公共服务又源自该城市的税收，所以解决这一周期性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提高城市的生产力。而当今”摊大饼“的特大城市，就是在降低城市自身的生产力，因为其城郊的公共服务成本大于产出。换言之，巨型城市的单位面积GDP要更大，也即实控的生产范围要更大（环都会带不隶属于其他同级行政区划）。这种控制，不是简单粗糙的以注册地寄名挂靠为代表的“金融控制”，甚至不是“去产业化”的只保留金融服务业，而是实实在在的控制。以农产品的为例，就是巨型城市中的控制中枢，掌控”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甚至于不能容忍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存在。以崔永元真面为代表的诸多学校食堂价格低廉的原因就在于此，只要流量是真实的，消费人数比消费额更重要这一规则并未失效。我所描述的巨型城市，就是一个能容纳上亿人口的城市外包围着有一省面积之大的“无人区”。
资本主义框架下，国家的崛起仰赖于中产阶级（封建主义时代的中小地主）的减少，而崛起国家的稳定则取决于中产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小企业主）的增加；共产主义框架下，国家的崛起仰赖于中等规模城市的减少，而崛起国家的稳定则取决于中等城市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