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很火，一件是方方日记，另一件是美国医生（MD）唆使英国人毁坏5G信号塔。
这两件事其实是有内禀关联的：Thomas Cowan就是市场化的方方，方方就是体制内的Thomas Cowan.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作协还是不要取消的好——花小钱，省大事。台湾省和韩国的邪教，就介于二者之间，你说它是体制外吧，朴槿惠是邪教徒；你说它是体制内吧，谢长廷可以一脚把宋七力给踢开。
知识是有毒的，即所谓“方向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中国语境下之所以强调“路线”、“方向”，是因为中国儒家传统自古以来是道德性的。中国的主流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知识，这种知识，形容成为“先射箭，后画靶”地引经据典也不为过——诛心才是目的，八股只是皮相。
换到西方语境下，就成为了“知识多了，方向越转越混乱”。西方人普遍认为知识是中性的，有知识的人不仅仅是不一定要有“德”，而是“知识”和“德”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于“知识”和“才”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好莱坞喜欢塑造“邪恶科学家”，那是因为“文学”也是一种平行的“知识”，文人相轻。
有鉴于此，像西方这样，由某些特定学科出于专业优势而掌控舆论，是十分危险的。中国近年来的电视剧也有这种苗头，各种职业剧，看上去都像套着一层画皮的“编辑部的故事”。西方现在好就好在幸亏他们的舆论是由广告业这种相对（只能说是相对）技术性的专业把持的，所以接受“真实”市场信息反馈的金融资本还能填饱这只饕餮；如果由文史哲这种主观色彩浓厚的专业所把持，后果不堪设想——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这句格言送深陷金融危机中的欧美再合适不过了。
喂不饱饕餮，饕餮就要食人，卡明斯和他鼓吹的“群体免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反智主义，不仅仅是基督教“普世”以后。更早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知识，其实狭义指的都是哲学（到后期甚至堕落为雄辩术，即中国东晋的谈玄），而非自然科学。这就是西方思想界为何一直强调“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深恶痛绝的缘故——这其实是对于他们三千年哲学史的反动。
他们“少”他们的，我们“多”我们的，各少其少，各多其多，井水不犯河水，地球太平。
答复评论：
科斯的《制度经济学》讲的是“交易”的成本。
其实，“市场”无处不在，不一定有了“交易”才有“市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文革时期，信息虽然不透明，顶层决策近乎没有上情下达的独裁（毛泽东是根据1950年代的国内外情势擘画1960年代的国政蓝图），但是消息层层传递的速度却是绝对均匀的，从来没有泄密一说。改开以后，不要说改开以后，哪怕就是现在的美国，是可以做到实时监控经济和舆情了，但总统亲属都亲自参与金融投机。
所以，决定方方和Thomas Cowan命运的，不是饕餮的欲望，而是韭菜的茁壮。
对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民而言，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宏大叙事与鼠目寸光的就事论事，都是不可取的听风就是雨。各国的快速发展，无不是在经济保障稳定的状态下发生的，无论是日本的年功序列还是中国的高储蓄率——而不是像美国现在这样，就连亿万富豪犹嫌自家的避难所挖得不够深，不够坚固，恨不能和夏延山相媲美——石崇王恺斗富吗？等建造好“世外桃源”以后就恨不得天启四骑士一块儿来，否则好像挖好了没用上，沉没成本就亏了似的。
“联防联控”，听上去是叠床架屋的形式主义，实则是民心稳定状况下性价比最高的保卫体制。越是特权越搞不好，就是此番欧美名流政要纷纷中招的原因。
仓禀实而知礼节，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这个稳健增长和改变的过程中，就要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方式，以最少的诱饵尽可能地拖延满足饕餮的胃口。
《雍正王朝》第6集，康熙帝教训胤禛的话用在这里就很合适“你这人一向以精明自诩。这一次呢，该查的、该追的都查了吗？有些可以缓一缓的，你却不能量情度势，弄得不该死的死了，该办的没有去办。”
清朝是家天下，康熙用反腐运动受挫折的教训来磨练一个未来有可能掌舵十几乃至几十年的储君，这笔买卖不亏。可如今我国不再是家天下，更加要如履薄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