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是危险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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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笑人者，明日积骨销

一百年前，德国纳粹拍摄了震古烁今的《意志的胜利》。二战爆发后，美国人探讨应当如何对待这部片子，最早的方案是配上搞笑的标注或配音予以嘲讽，就像一般人的第一直觉。但是，后来有一位智者提出，就一刀不剪，原样播放，因为当时的美国缺乏纳粹的土壤，普通人只会觉得德国人的行为举止滑稽可笑，难以理解，而并不会加以崇拜。（就像我们看朝鲜的《阿里郎》或川普的竞选造势大会一样）。

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 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从这一角度，香港恰恰是因为资本化程度不足，或其资本家的封建宗族性压过资本人格化而衰败的。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反过来，资本主义是家族化的资本家。

《香港最后一个保镳》这种喜剧也好，97香港回归甚至更早的新闻纪录片也罢，其思想深度都远深于《十年》这种中方安心2.0的矫情。

不过，话说回来，资本主义的人格化就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格化一样，大多死于非命、难享天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流芳千古、遗臭万年，实在不是适者生存的好榜样。

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也算是庄子与弗洛伊德思接千载的邂逅——求生即求死。

答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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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很简单：那就试试吧。

日本上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也曾红极一时，但是这一切都随着苏联解体而灰飞烟灭。

中国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投降输一半”，另一个宁死不屈的南斯拉夫是彻底被北约干丫挺了。但是，既然是公知嘴炮赢得的胜利，那自然就是有限度的胜利。付出多少，回报多少，理固宜然。就好比丰臣秀吉兼并了德川家康之后，不可能像对待北条氏那样让人家切腹。

所以，我们看东欧傻，出卖灵魂；东欧也觉得我们傻，插标卖首。

夫如是，那就各傻其傻，傻傻与共。

具体脱离意识形态，回归理论层面。

一个朝代或文明积累生产资料，就是为了大革命的时候让熊孩子使劲儿造的。

这道理就像老夫老妻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子女筹备洞房。你觉得人家傻，人家甘之若饴。

大乱大治，孰不知，大治也大乱哪。

小日本小，很快就好了；大中华大，所以能忍住不射。

我们觉得日本没准备好就喷薄了，印度还觉得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呢——这资本主义危机才发展到哪啊，刚成立个苏联你中国就屁颠屁颠地跟上去了。如果说日本是散户，那中国也不过就是风险游资，在机构面前那还是不够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