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Jun

我一开始就说,我是写《石匮书》的,也就是在具体过程上我没有立场。


百川东入海,至于是走黄河入海,还是走长江入海,又或者是走澜沧江湄公河入海,在这一点上我不做分辨。所以不要因为我站在谁的角度上出主意,就臆想我支持谁。我不支持长江,也不支持黄河,如果硬要说,那我只坚持“入海”这一终极规律。

往宽泛了说,我不非得只依赖中国主导的“打倒帝国主义”,也不非得只依赖俄罗斯主导的“反纳粹”,也不非得只依赖美国内部的进步力量,但我坚持“结束资本主义”这一总路线。


回到正题。

从张又侠、何卫东的角度,最好的出路就是直接找茬打过台湾海峡。尽管他俩现在都是矛盾的,彼此制约的。但是就想当年的彭德怀和林彪一样,只要国防问题一天不解决,苏联人也好、美国人也罢,甚至于将来的印度人,就会拿他俩做文章,拿他俩做鬼去打钟馗。那么鬼自然是打不过钟馗的。就像如今普京得牺牲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一样,甭管什么亲信不亲信的。

反之,打过去了,做郭子仪也好,做曹孟德也罢,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上了。


从习近平的角度,最好的出路就是不惜一切威信的损失,就像当年拿下孙政才一样拿下李强,斩草除根。李强是个好人,但是就跟勃列日涅夫一样,他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而这个“各方都能接受”就是如今习近平最大的软肋。我为什么前段时间反复强调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是夏天刚过完寿,冬天就领退休金了。

前段时间还流传出“万寿寺”祝寿的谣言,这就更危险了。本来中共高层之间能够通气机会就极少,这是祖制。好不容易利用李强出访欧洲的机会,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查个底掉,但是习竟然“过寿”去了。反之,李强在海外,中共的手总有伸不到的时候,那能不能借某些与中国内部势力关系密切的外国企业家递个话,搞个串联呢?此消彼长,这是一个回合的较量。


当然,各退一步,也是最有可能的,就是习近平在李强的软磨硬泡之下“退居二线”。有人认为这不可能,其实从防疫政策的转弯也好,金融的刺激与降息也罢,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还不小。

习近平,吃软不吃硬。但是这个软不是说他否了你就退缩了,不是的,你要冒着掉乌纱帽、掉脑袋的风险继续说服他。所以谁这么做了,并且做成了,那么是他应得的,别羡慕嫉妒恨。

还有一个就是在取得绝对优势之前,他不会冒风险下狠手,所以部队里只要稍微有点杂音,甚至都不用是针对他的,例如这次瓦格纳事件所导致的,到底是应当精兵还是义务兵之争,那么他就不敢动用军队,就像普京不敢动用核弹一样。


最后声明,我个人还是认为赫鲁晓夫比勃列日列夫更有共产主义理想一些。但是“结束资本主义”不一定非得依赖于中国。


答复问题1:

这取决与你的年龄了。

我说了,如果按照勃列日涅夫模式,接下来二十年在中国会过得相当惬意,甚至比美国还惬意。你要是决心不生孩子,简直天堂模式,移哪门子民呢?

如果年轻一点的话,可以去越南打拼一下,但是工作辛苦程度按照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肯定是亏的。

如果年纪大一点,又有孩子,那么可以考虑去印度。也不用太着急,先享受十年摸鱼红利再去嘛。1985年的中国,你是日本人也不愿来嘛;1992年的中国大家都知道了,你再来也晚了。


你看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照理说应该大举往外移民才对,但是日本的打工人为何留学移民的意愿反而降低了呢?那就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对于“丧”、“躺平”、“不婚不育”的容忍率大幅上升,不会被骂不上进;另一方面,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尚未形成,可不过得舒适嘛?


答复问题2:

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难度固然非常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任何人类团体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往往会容易迷失,进而忽略主要矛盾。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马克思批判“拜物教”,可是“拜物”几乎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卓越的天赋。为何说“卓越”呢,因为动物只能数到二,再往上那叫“许多”,惟独人从结绳记事起刻苦锻练,而进化出这项技能。佛教批判“分别心”,可是能分出黄金与砂石,又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卓越的天赋。

而人类往往就像刘少奇一样,为此种种“脑筋发达”而自负,进而淡忘了哪怕蚂蚁也具备的的“社会性”。因此过去是原子弹,今天是GDP,明天是AI。

其实只要经过了基本的资本主义阶段,处处皆是共产主义的土壤。而我们就像西藏人,像西班牙人一样,把额外的积累都沉淀在布达拉宫里,都沉淀到宗教奇观里,沉淀在消费主义里,自然就没有余力了。

哥伦布刚踏足的美洲大陆,荒蛮程度高于世界上许多地区,但并不妨碍资本主义在此生根发芽,最终茁壮成长。难道说一定要待到北美的耕地面积超过当时封建主义最发达的中国,才有起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格吗?


所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仅仅当作一维的理解。我想刘少奇肯定觉得自己是很冤枉的,自己已经够谦虚了,“赶英超英”也不提了。但问题在于,是把社会主义搞好了,生产力也好,生产积极性自然会提高;而不是为了“卫星上天”,反过来修正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路线错了,越谦虚越骄傲”。


其实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新教资本主义发展的很大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法治,落实到职业就是律师。他们可以说是真正地“学伏(尔泰)卢(梭),用伏卢”。西方为何惧怕苏联的政委,因为起码在战争时代 ,那是“学马列,用马列”。但是到了和平时期,马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可以说比伊斯兰教法在伊朗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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