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知乎问题“都说的是印度的缺点，有没有人科普一下印度的优点及优势？”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699036
各司其职：读书就是读书，做官就是做官。（所以有人说种姓制度的孓遗落后，其实只有合适不合适，没有落后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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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圈的共同之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
但是，当你的文化科技比外国弱的时候，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7197086/
例如台大法律系的三位总统，一个比一个离谱。这一点，只要稍微对外国Liberal Arts的教育奖惩机制有所了解的人就会明白，他们送回学苗出生国的——不是宋子文那样的蠢，就是孔祥熙那样的坏。不是马英九那样的蠢，就是蔡英文那样的坏。这还真不一定是完全故意的，因为美国是“商本位”的国家，“小时候不好好读书，长大当美国总统”，人家倒也算是一视同仁。
所幸，中国由于春夏之交的缘故，折损相当一部分“海外人才”。所幸，新中国草创之时学习的是苏联，哈军工推崇工程师治国。所幸，改革开放以后送出去的留学生以数理化为主，文科较少。
而印度，当他们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流去IIT，二流的去MIT ”的氛围（其实也不是二流，主要是富家子弟，而富家子弟更有爱去牛津、剑桥这些前宗主国的学校，而非相对平民化的美国）。而现在，印度的国家命运现在已经被这些“一流人才”所掌握（剑桥三一毕业的Rahul Gandhi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此时，他们再放开“一流学苗”去哈佛、耶鲁，已经无关大局了，因为出国的印度留学生也好，留在本国的印度菁英也罢，都已经足够“道路自信”。出国的前途主要就是做学问、高薪打工仔，厉害一点的还可以创业；而留在国内完成学业的，将来就是从政服务乡邻、子承父业经商——“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这再次验证了John Adams的那句名言“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my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My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poetry, music, architecture, statuary, tapestry, and porcelain. ”
反观中国，曾经有一个选拔最顶尖人才出国的公派留学制度，这一制度，晚清、民国都采纳过，长远效果如何我就不再赘述了。美国送回来的管理人才和商业人才，他们的本领是在美国是顺着的，可是在中国是颠倒的，这种才能和地位、本领和职能的双重不适配，势必就会造成官商冲突。而这一冲突，正是当下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火药桶。这也导致当官的都想让子女学金融捞钱，赚钱的都想让子女考公务员当官，这种“逆温层循环”不是扯嘛？《走向共和》里的慈禧说过，“不准科举考试，不都憋屈死了？”，但是你要硬是把潘金莲和武大郎拉郎配，那冒出西门庆和王婆就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这种稳定除非是在梁山泊，扈三娘和王英可以“生同衾，死同穴”。否则哪怕多措并举、并驾齐驱，也照样会造成党争——北大和清华都有派系，土鳖事务官VS海归政务官那还得了？
因此，只要第五个现代化背后的深层次思想体系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一纷争就会像“牛李党争”一样永无止尽，直至一方取得彻底胜利，哪怕以中华文明的嫡脉断绝为代价（最浅近的一个危机就是地下基督教会，当少数民族问题愈演愈烈，而旧有的社会主义不能妥善解决的时候，基督教会就会成为汉族最后的避难所），否则哪怕“民主化”了也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继续而已。
柯文哲说“你不解决问题，问题就会来解决你”。其实，这句话是有一定范畴的，问题终归是会得到解决的：哲学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就会反过来解决哲学问题——唐宋之变即是如此。而经济学家为哲学问题给出的答案，那真的就跟体育老师教的数学一样——朱熹和洪秀全除了措辞差异，思想本质上有何差别吗？都是像对待动物一样驯服人，而非像面对灵长一样启发人。
答复评论：
想把雄安搬过来，没用。
”示范“就难以”试错“，好为人师者当不好学生，又一个环渤海、天津滨海新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