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pincong.rocks/article/49691
被俄乌战争俄军的拉垮忽悠得搞“高科技战争”，那就真抓瞎。
除非芯片能够大规模自主研发，就像如今的太阳能、风电一样，否则宁可低科技战争。
如果一定不敢在美国社会分裂的良机时对美总体战，国内阻力太大，而只敢局限在台湾的话。那就千万不要被拜登那句“不允许高烈度战争”给吓到，搞什么精确斩首打击。那样做就正中美国下怀，早晚导致军用和民用抢芯片，产能衰退的窘境，对合法性造成严重冲击。
所以说，这时候就是体现出领袖素质的时刻，无论是两千年的刘邦，还是一百年前的毛泽东，也是力排众议，宁可自己做诱饵，也要让精锐打到外线去，缓解解放区的压力。否则就像汉武帝、朱元璋那样继续隐忍，训练一支骑兵去硬碰硬。
当然，随着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回归，客观条件是否允许继续”隐忍“也是一个大问题。正所谓”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同理”俄乌冲突急不得，解放台湾拖不得“。
答复评论：
有人评论我是”大外宣“。
那我也分享一点最新鲜的心得——民选是一种规训。
这一心得是我从《校园风波》(英文名Election)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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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像马克吐温一样，着眼于选举中的种种不公平，而是更着眼于美国为何选择了这么一种制度。
简而言之，美国是一个起于冒险家，终于梦想家的国度。那么在这么一个国度，每个人都内心都是狂野的（例如先后翻车的两位老师），每个人的内心又都是彷徨孤独的（例如选前一夜三位候选人都因为完全不同的初衷向上帝祈祷）。
也就是说，与其从伦理的角度，相较于John Stuart Mill那样在书房里探讨公私权利的边界，马克思的皮尔先生更符合道德现实。彼得原理：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工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这种逐级提拔的封建制度是更能贴合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义自由，而北美更多的是一种把细胞突然放到低渗溶液中的情况，更多的是对”危机极大丰富“的心理创伤愈合。
对于此种应激创伤，美国人选择了左手皈依超自然的上帝，右手复古希腊罗马的旧制。这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应，但莫说是进步的、科学的，甚至都是反自由的。就像个体在极度痛苦时，会本能地蜷缩起来模拟在母亲子宫中的状态，这或可称得上”圆满“，但很明显论不上”自由“。
而这种对自由的反动，才是美国政府越来越小，财政却越来越负债累累的根本原因。
出于伦理，公民必须服从这样一个”民选“政府以维护纲常。中国人是不能理解为何在老师选票作弊后，学生竟然可以向其吐唾沫，这和伊斯兰的父兄对女儿姊妹石刑其实是一样的。在中国，诚实是一种道德，而在基督教国家，“不能撒谎”更多是一种伦理。
另一方面，出于道德，这一套”民选“出来的”人才“，恰恰是美国建国之初所逃离的英伦暴君的国家机器的加强版，美国人是把最不具备”美国梦“精神的人选进政府来管理国家，因为大多数人来到这片沃土都像皮尔先生的仆人一样”相忘于江湖“，而只有极少一部分仍怀念五月花号上的”相濡以沫“，而这些迫害妄想狂则带领整个美国“好战必亡”。
故而各种抗税坏法，增加政府的运行成本就成为一种公民的隐性天职，而不这么做的亚裔，被社会打压也是理所当然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当这二者间存在落差时，”民选“很明显是一种规训，而非一种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