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分析认为，习近平是担心签订“新二十一条”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反弹，这种说法从历史宏观的角度不能说没道理（就是说青史一定也只能这么写，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写史书的特点就是归诸功于己）。但是从具体决策而言，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对于段祺瑞而言，皖系才是心头大患；对于王揖唐而言，梁启超才是膏肓之疾——只有在这一非历史的层面，才能决定事件的决策，这就是历史事件的非理性；不过尽管他们能决定历史事件的抉择，却无法扭转历史逻辑的走向，这又反映了历史观的理性。如果说作为表演者的肉食者是被超自然的魔鬼迷惑了人心，那么作为看客的人民的集合才是魔鬼本鬼。
我早就说过，特朗普的执政，体现了交易渠道的私人化。造成这种私人化的原因，是金融资本把饼越做越小导致的。因此人民趋利避害，宁愿被”三千英里外的一个暴君”剥削，也不愿被“一英里内的三千个暴君“剥削。
从这一角度，阻止习近平达成协议的关键人物自然就很清晰了，就是以王岐山为代表的金融街和以苏世民为代表的华尔街的“三千个暴君”。
我说过我不喜阴谋，习瑜打王盖，这场唱了一年的戏，也该收网了。既驯服孙策的旧将，又烧了曹贼的战船，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