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之请

最近频繁“知乎一日游”，有时有感而发，禁言一周后又多少会忘记大半，故记录在此。大胆者亦可字斟句酌后转发，只因我实在不习惯为了避免被夹而阴阳怪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5564949

这个问题问反了，不是“国民党为何允许民进党的出现”，而是“美国为何允许国民党霸占台湾”。因为，当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拉拢中国，以免倒向苏联，转变为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不限于武力，包括以“和平演变”的形式偷梁换柱），蒋家父子乃至整个国民党就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7085848/answer/1783948343

“核心论”是借鉴了一些科学范式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我现在不担心美国解体慢了，而是担心美国解体的速度太快，而我们尚未做好准备。

例如，“维持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对人类的责任”这种论调的浮现就是典型的没做好准备。苏联解体时，美国就没做好这个准备，所以“维持寡头在东欧的优势地位是美国对东方阵营的责任”，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赢得“冷战”的红利并未完全消化，让中国和德国截了胡，导致短短二十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其实这篇看似理科中的知乎回答也不过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了“维持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对人类的责任”。正如《大明宫词》里，徐敬业、骆宾王是公开扯旗造反，而魏元忠、裴炎则是暗戳戳地讽谏而已。

在考虑美国解体的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站在革命过来人的角度上考虑，也要从美国这一苦主出发设身处地的考虑。 我们之所以知道，“给它扣一顶抢夺印第安人土地的帽子就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精神胜利，这其实是给自己挖坑”，是因为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年的革命史让我知道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美国人身在其中，并不知道，他们仍处于“阎罗妖”、“排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历史阶段。所以这并不是一顶虚无缥缈的“大帽子”，而是一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非常现实的美国社会问题。美国的人口比例，拉美人眼看已经要超过白人。所谓拉美人实则是欧美殖民者与中南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尽管南北美分属不同大洲，但是南美尤其是中美洲文明，相较于欧洲白人，毕竟与北美印第安人更相近一些。正如太平天国细究起来涉及到“土客冲突”，但是土方、客方乃至更普遍的汉人，在“反满”这个大阵营里是趋同的。

我反复强调我们要对美国解体有准备，不是说美国解体之后，美国人就灭亡了。恰恰相反，美国诸民族自决才刚刚掀起了美国人革命的序幕，是“开始的结束，而非结束的开始”。

而我最担心的，莫过于美国解体之前，把美国的衰败想象得遥不可及，甚至有意无意间做出了当年列强干出的事情，“洋枪队”、“洋海关”，为鞑清续命，得罪了真正的美国人民，令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把“帝国主义”视作“三座大山”中的首座，进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会“倒向”哪里呢，印度！物质水平远不如中国的印度更强调精神文明，而这一点阴差阳错地与“上帝已死”之后，美国精神世界的空虚相契合（例如最近湾区的N号房事件，实则就是新移民被这种空虚驯化后的体现。中国的海王都是“时间管理大师”，从紧张麻木的工作中寻求刺激；而美国码农们实在是好山好水好无聊，有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迫不及待地共享）。与此相对，高华、侨领则普遍有着帮助欧洲白人续命的潜意识，不知不觉中已成了反动派。

而在美国解体之后，又误以为“就这？这就完了？”，进而肆无忌惮地掠夺，重复一遍香港回归以来“统战”金融寡头洗劫平民的失败。

这两种想法，才是真正的“速胜论”和“速败论”。正确的想法应当是：美国很快就会解体，而解体后的美国也并没有完。

民间之所以会有这种迷思，是因为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从单纯的物质层面，尚未超越美国。但是美国的解体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美国之所以解体，主要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原因，是美国人自己的体制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生产力，美国的精神文明无法匹配其物质文明，是美国自身的财政破产、意识形态破产，而非是因为美国人羡慕中国人的生活。“我解体，与你无关”。

如果我们的决策层也迎合我国民间的这种迷思，甚至如鲍毓明之流为了既得利益给外强中干的美国续命，而不敢平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那么就和民粹没有区别，也难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其实，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托派就是这种思维。他们总是认为要把矛盾攒到一块儿，然后同时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这种人是毫无阶级感情的。例如他们认为苏联、中国的“不正宗”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升了政府的效率，用有限的资本改善了工人的待遇，进而导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人难以切身体会到资本主义危机，因此就难以引发罢工。

在大多数托派眼中，为了能让欧美工人体会到饿肚子滋味，好助力他们发动罢工，亚非拉的农民饿殍千里也在所不惜。这种嘴脸与奥巴马的那一句“如果让 10 多亿中国人如果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后者是坐稳了的奴隶，前者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罢了。人自私到这种程度，就不能称之为人了，是形“左”实右的妄人，说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尾巴”，一点也不为过。但愿我们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形而下不要重蹈斯大林覆辙，形而上更不要重蹈托洛茨基的覆辙。

所以我反复强调，除却经济竞合之外，我们对美政治的重点要聚焦在拉丁裔、原住民和黑人，哪怕他们初始的旗号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但是他们的阶级成分决定了他们的底层逻辑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毛泽东对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所说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反之那些念经的，无论是德国英国的经，还是俄国的经，他们一开始或许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掌握更多的高级的制度性的“财富密码”，但最终还是会分道扬镳的，因为他们的底层逻辑是帝国主义的。这一点，当年被李鹏奉为座上宾的陈方安生之流，不是最好的注脚吗？

答复问题1：

我没有仔细研究，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则消息是杂糅吧？

如果我对“喷喷最健康”的理解没出差错的话，Mordena 的新版本是同时编码了刺突蛋白和辅助刺突蛋白定位结合的蛋白。这个思路，我一开始就是赞成的，而非针对南非变种又专门开发了一种疫苗。因为突变一个蛋白是有可能，但是同时突变两个，还都是关键结构域的，概率就小的多了。

当然，美国人命贱，有这种新疫苗，不会死人就不错了；中国最好还是经过施一公那个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进一步检验，毕竟编码是一方面，蛋白的构型还涉及到各种键的相互作用以及分子伴侣折叠等因素。这就是灭活疫苗相对于mRNA的安全性上的优势。至于劣势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就跟加碘盐一样，不均匀、杂质多。mRNA疫苗，更多是原理上未知的不安全（当然医学界认为不打死人就行，不像生物学界那么细究会不会有后遗症），而灭活病毒疫苗，更多的是工艺上不成熟的不安全，是已知的不安全。

至于新疫苗能够对付旧病毒，这种“好消息”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才“突变”了一年而已，这就是一个变化谱嘛，中间型号的肯定跟两头的都挨得着。但是，三五年之后呢，尤其是那些已经注射了第一种mRNA疫苗的？（例如拜登和川普）

这里我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样本容量，这种“阻断”的攻毒实验，真的有很多人愿意做志愿者吗，他们实验组的人种比例又如何？别又闹出辉瑞统共只有6个亚裔这种并不可笑的笑话。第二个是旧疫苗能否对付新病毒，我说过的，人的免疫系统被疫苗训练过后，对于新疫苗的重新训练就不敏感了。

总之疫情防控，前期防控做到位，后期压在疫苗上的担子就轻，集束炸弹大炸逼就可以；前期防控稀烂，后期压在疫苗上的担子就中，生怕伤着这个，碰着那个，非得是精确制导钻地“忍者炸弹”才可以。如今这担子已经重到连美国的科技储备都力不从心了，只能吹口哨壮胆，“人体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准彻底倒退回科赫的时代了。

答复问题2：

“就业人口全挤压在第二产业会出什么问题”

资本家是特化直至异化的劳动者，正如货币特化直至异化的一般等价物。

我们当下语境的“集中在第二产业”，就是加剧这一种分工与特化，也就是加剧各行业工种间的不可替代性。由于各工种间不可替代，所以一切就由所谓的“管理者”说了算。

但是，芯片升级带来的大数据互联，正在逐步抹平这种工种间的差异性，例如数控机床的操作与计算机编程是高度相似的。这不是说每个人都疯了似的去学习编程，但起码各行各业要具备把自己的需求翻译成程序员能听的懂的语言的能力，而不再是我们日常交流的自然语言。

这就出现了一个变化，过去是所有行业服务一个特化的工种，即资本家，由他来决定投资谁不投资谁，雇佣谁不雇佣谁。这么一种中心化的结果，其低级形式是直接挪用封建家长制的家族企业（例如川普家族），其高级形式就是苏联的“一长制”，当下的主流是杂糅的职业经理人。

然而将来劳动者彼此之间的互相服务将越来越频繁，如果说过去是花七成的时间埋头苦干，花三成的时间沟通交流；那么将来这个比例就要颠倒过来，进而逐步实现“以按需分配为导向的按劳分配”。其结果就是中心化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现在讲究领导要会“用人”，未来“用人”或挑选领导干部这种技能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低。而平级沟通会越来越多，这些平级沟通如今被归纳在第三产业之下；不再是集中的劳动后集中地享受劳动成果，而是劳动过程本身就需要诸多服务的帮助，而这些服务又是他人的劳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有“战争即生活”，各种体育艺术节目会穿插在战斗之中，而这些文艺又是为革命本身服务的，无论是宣扬土改还是转化俘虏；而美军呢，他们是积分制，负伤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回老家吸大麻镇痛了。这就是把服务穿插在劳动中，与集中劳动后拼命作践自身的差别。美国人很热衷于度假，然后越度假越胖，越度假身体越虚，越度假越遭服务员的恨，整一个互害循环。

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需要的是“革命的领导”，而非“领导的革命”，正如母亲声嘶力竭是为了把新生儿分娩下来，而不是为了把新生儿掐死。

其实，无论是“共产党的会多”，还是西方选票民主制下议会扯皮，都是这一趋势的萌芽。但是之前生产单位的组织工具不够精确、组织力量不够发达，尤其是微观层面，大多数沦为“没话找话”，堕落为一种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