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郭台铭在政治上的拙劣幼稚，不禁让我觉得台湾的资本家真是被蒋经国政府和大陆官方给溺爱得过分了，怎么会如此丧失身为一个企业家应有的政治敏感度。这与得意忘形无关，李嘉诚比他富有得多，也没钝化得像他这样；与个人作风也无关，吴晓辉、肖建华之流比他霸道得多，也没像他这样。他的一系列表态和想法，不是战略失误，而是太天真。
我们说矢量既有方向，也有长度。“知识越多越反动”，吴晓辉、肖建华之流就属于那种长度是够的，但是方向错误，所以深陷囹圄；而郭台铭这纯属长度都不够。
我相信，刚出道时的郭台铭，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刚出道的郭台铭是这样的，他就出不了道。
在全球化退烧的当下，很多世界级的资本家都羡慕中国的经商环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中国自文革始，至南巡止，经历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时间跨度长达近三十年的“一次性民主”。须知西方式的民主，其实每次也都是在商量损失哪一界别的利益来成全另一界别，Win-Win只在胜利者联盟内部存在，而loser则组成复仇者联盟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中国的这次“一次性民主”结束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不民主”但“高速发展”的时期。而那些经济陷入停滞，人口陷入衰退的国家和地区，奉行的则是“日常性民主”。
所以，它们“日常”所经历的衰退的总和，和文革到春夏之交中国所遭受的“长期”苦难，是否等价的呢？如果考虑到金融体系中复利的存在，谁亏谁赚还不一定。这就是为何中国成为资本主义最后堡垒的原因。或许，当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官僚和资本家二代接班之后，中国的菁英们也会变得像郭台铭一样天真，一样“不食肉糜”；而那时，以东方的传统，就是下一次“一次性民主”的开始。
而继承者们在这近三十年的“一次性民主”历程中所经历得越少，他们的免疫力就越低下，这种下降一开始是责任心上的，最终会扩散到认知能力上，整个体制也就越发变形扭曲，直至崩坏。（与此同时，他们还有着明末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代新人的错觉，实则他们已蜕变为与基层完全脱钩，成为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Marie Antoinette，甚至于基层也与世界分工体系逐步脱钩，他们自娱自乐的私人道德高尚与否，已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无关了）。直至最后九三年出生的二代们接班的时候，整个旧体系就彻底轰然崩塌。而之前这一场“一次性民主”所带来的红利，也彻底消耗殆尽，社会契约将被重新改写。
从这一角度，中国与欧美旧体系崩溃的时间将非常接近，因为东西德的再度统一，苏联剧变，九二南巡，这三件事是次第发生的。如果说中国的“一次性民主”占比是90%，那么欧美的“日常性民主”占比就是70%；也就是说，按照“受教训程度”，欧洲先崩30%，接下来是美国崩30%，最后轮到中国崩90%.因此，什么欧美倒下，中国吃肉这种理论，或许可以歇息了。但是，之所以发生这种连锁反应的原因，并不全球化，而是疫苗强度，全球化只是一个“受纳场”而已，本身并不会做功。或者说，这种全球波及式的症状发作，是各国内政腐朽的结果，而非是全球化的原因。比方说，一同远足的几个人，他们的手机次第没电了，这不是说他们手机之间彼此会“传染”，而是他们出门时充电量都差不多。
答复评论：
关于“一次性民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对于边疆民族问题，这期间王震也试过，胡耀邦也试过，到最后对于“三股势力”一锤定音——把边疆问题和美国的“反恐战争”挂钩，而不再单纯视为“天朝内藩”。
这一博弈在“中国三十年”的最终结果是：限制汉人的生育权利以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参政权利（你都恐怖分子了，还有什么参政权？）。而如今，这一博弈结果正在“崩坏中”，我不是说这一修正不好，那不是我去研究的课题。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旧体制崩塌的过程。而耗费钜额财政的新思路能否有可持续性，那就得看汉人的纳税额和财政效率能否维持，否则迟早有一天就得大规模开放边疆少数民族的参政权利，可能是苏联解体的那种模式，也可能是欧盟现在发生的那种模式。现在人们普遍害怕“学习营”，但是，当这种“学习营模式”在内地大规模铺开时，会不会出现“我们家三代学习，而你只是新学员，所以我们家思想觉悟更高”的“笑话”呢？如果财政不足的话，让“老学员”管理“新学员”的确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这甚至与民族主义无关，而只是单纯的财政问题。就像清军入关时，不要说汉军八旗，佟家这样族谱上明明白白写着是汉人的都不要太多。我记得我以前推荐人们去新疆来着的，当时听我话的，现在手上都不知道已经有几个牛录了。民智已开的现代社会，你还能到哪儿去找这样廉价的政治成本？在香港收买十几二十个“青年学生”，相较于控制成百上千个边疆人的生活生产资料，那简直就是天价。而且这还是国家掏钱帮你养人，给你进行军事化训练，替你唱黑脸得罪人，而你只要履行职责时顺带施舍些小恩小惠就行了。董卓要是活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不得乐疯？哪找这么人傻钱多的中央政府去，也只有天宝年间的大唐可以媲美了。
正如过去李家港的富豪们花足够多的钱，也愿意交出足够多的权，他们就能从上至远在伦敦的英国议会，下至尖沙咀的黑社会，用胡萝卜与大棒全面镇压香港的民众（没有觉悟的民，称之为“人民”不合适），把整个香港人给低温保鲜在清朝人的状态。泰国军人没有足够多的钱，也不愿交出足够多的权，所以他们妄图做同样的保鲜就得隔三差五闹政变。
此番台湾，蔡衍明已经够夸张了，郭台铭亲自下场那就更夸张了——资本家的吃相不能太难看，这是哈定以来的教训；资本家不宜亲自下场，这是肯尼迪以来的教训。很多文士都把蔡衍明利用媒体舆论为政治服务视作罪大恶极，这只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文士罢了。我不做如是观，蔡衍明也好，郭台铭也罢，都是“尸变”。既然是尸变，那就是死了，死了那就是不可挽回，就没有好与坏之分。